这种机器人的构思来源于科幻小说迷。亚利桑那大学电和电脑工程学副教授查尔斯·希金斯和博士研究生蒂莫西·梅拉诺，向人们介绍了这一成果以及有关这种机器人运动的机械原理。希金斯表示，这个机器人的运动受到移植到飞蛾大脑中的一个微型电极的控制。具体来说，这是一个单一神经元，它的作用是在飞蛾飞行过程中保持它的视觉平稳性。这个神经元传输的电子信号，在机器人的基座里被放大，并通过一个数学公式，由电脑将这些信号转化成动作，让机器人开始运动。

　　这只飞蛾被装在一个塑料管中，管子安置在6英寸高、有轮子的机器人的顶部，飞蛾被固定住，无法动弹。为了让飞蛾模仿飞行动作，希金斯和他的科研组将这只飞蛾放置在一个环形平台的仪器中，这个平台周围是一个14英寸高的旋转墙壁，上面画着垂直条纹。飞蛾的神经元对条纹的运动产生反应，模拟飞行过程开始。飞蛾的大脑体积大约有一个米粒那么大。希金斯表示，虽然它很小，“但是它紧凑和简单的结构，能让科学家借助它进行有效的大脑研究。研制机器飞蛾成功得益于不断进步的神经系统科学概念。”

　　神经系统科学学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以检验科学家在大脑结构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利用这方面的知识设计出的新装置。希金斯说：“将机械研究和人类身体机械学相结合，我们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人类在健康方面直接受益，例如研发的人工心脏等。不幸的是，我们在大脑和心脏研究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步。科学在进一步了解大脑时受到阻碍。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知道它如何运转，但是我们不清楚当大脑受损时，我们如何终止这一过程，或者修复它。”

　　但是以后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到目前为止，希金斯能够让机器飞蛾向左转或向右转，但是无法让它向前或向后运动。目前它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纪录是88秒。希金斯的研究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和美国空军资助。两个部门资助这一工作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人类视觉的操作机制。希金斯的研究让大脑工程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门科学将有助于人类修复大脑受损或取代丧失的大脑功能。(杨孝文)

估计电极所在位置是central complex某处，由于左右方向控制的神经机制大致已经有了解，所以可以引出电极控制左右运动，而前后运动未知，所以尚不知如何控制。如果有多根电极记录相信可以使运动控制更加精细。

　　我们常常看到国际象棋大师接受“车轮大战”，他们在每张棋桌前只停留两三秒钟便下出棋子。他们为何下棋下得这么快、这么棒？据8月出版的《美国科学人》杂志封面文章报道，国际象棋高手相对初学者的优势是他们最初几秒的想法。这种快速、知识导向性的理解，有时称领悟，在其它领域的高手上也能看到。高手能想起他所下过的所有棋路，且通常瞬

国际象棋被认为是研究人类大脑思维理论的最佳试验田。

　　新生在技能上没有特别的优势，只有拥有巨大优势后才能算真正的专家，否则只能称之为平庸之辈。然而，一种优势一般很难衡量。过去20多年来，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职业操盘手并不比业余炒股人在投资方面更成功。一些专业领域，比如商业管理，其专业标准很难衡量，更不用说量化分析了。

　　然而，国际象棋方面的技巧却是可以被测量的，可以分组比赛，进行实验室测试，还可以在比赛现场进行快速观察，就可以知道棋艺水平的高低。而且，国际象棋较其它类似的比赛、运动和竞技活动更能衡量一个人的技能。其比分可以非常可靠地预测比赛结果。如果A胜过B200点，则A打败B的概率为75%。这种预测能断定此棋手是高手还是平庸之辈。俄罗斯下棋大师盖利·卡斯帕罗夫得了2812分，赢得了75%的比赛。比分还能让心理学家评估高手的表现如何，而不是名声的大小，并能跟踪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技能表现。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象棋的奇妙，可以蒙眼下棋，且下得十分准确，令人大为赞叹。正因为如此，国际象棋被认为是研究人类大脑思维理论的最佳试验田，被称作“认知科学的果蝇”。

　　心理学证据表明，象棋大师的技能是后天训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

　　心理学家发现，相对于初学者来说，国际象棋大师的优势通常就在思考的最初几秒。在其他领域，人们也能发现这种能力。例如桥牌手能记住许多比赛中的牌，音乐家则能够记住很长的音节，电脑程序员能推出大量的代码。事实上，对特定领域特定事物的记忆是测量专长存在的标准。

　　通过让参加试验的人记住一盘棋，心理学家发现，初学者即使花30秒时间，一般也只能记住几个细节，而大师们只要看上几秒钟，就能把整个棋局记得非常清楚。这种差别体现了在某种特定形式方面的记忆能力，尤其是记忆棋局的能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特定的记忆能力肯定是后天训练的结果，因为在一般的记忆能力测验中，国际象棋大师并不比初学者表现得更好，与他们的空间记忆能力也没有关系。

　　事实上，大师们在做判断时，通常依靠的不是理性分析，而是自己所积累的特有的知识结构。曾有一名棋艺很差的初学者，经过9年训练后，成为了加拿大国际象棋大师。心理学家发现，他对棋局的分析能力并没有比从前进步多少，只是在记忆棋局和相关策略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国际象棋大师为何只要看一眼棋盘，马上就能做出决定？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乔治·米勒曾在1956年提出了“记忆局限”理论，他在《魔法数字7———加2或者减2》一文中证明一个人只能同时想5~9件事情。但西蒙以大块头理论解释了棋艺高手的高超技能，他认为通过把信息元素“打包”成“大块头”，国际象棋大师们就可以超越这个局限。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访问5至9个“大块头”，而不是同样多的更小的细节。

　　以“Mary had a little lamb.(玛丽有只小羊羔。)”为例，在这句话中包含了多少个信息，取决于人们在语言方面的知识。对于那些只认识单词的人来说，这句话包含了5个信息；对于连单词都不认识，只认得字母的人来说，这句话则包含了多达18个信息。

　　对于国际象棋，初学者与大师之间也有这种差别。对初学者来说，在一个摆有20个棋子的棋盘上，可能包含了20多个信息，因为每个棋子都可以出现在不同位置。而国际象棋大师们则能把整个棋局分成约五六个“大块头”。西蒙估计，一名棋手要记住约5万~10万个这样的“大块头”信息才能达到大师水平。这样，他们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回想起任何一个“大块头”信息，从而马上做出决定。

　　大师是可以“造”出来的，在任何领域成为大师，需要10年的艰苦努力。

　　所有专家理论表明，足够的努力是可以练就大师的。心理学家西蒙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心理学法则：10年法则。他指出，要在任何领域成为大师，一般需要大约10年的艰苦努力。就连高斯、莫扎特那样的神童，也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比其他人起步得早，而且比其他人更加勤奋。

　　佛州大学的艾得森·爱立信认为，经验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学习”，即不断挑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为何抱着极大热情的人花了无数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或是某种乐器，但他们却永远只能停留在业余水平，而一名经过正确训练的学生，却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突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棋手参加国际大赛所花的时间，对技能的提升远不如努力学习的效果大。比赛的意义只是让棋手看到自己未来学习的不足。

　　尽管没有人能够预测谁将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但一个真实的著名事例已经证明，“制造”一名大师是有可能的。一位匈牙利教育家曾在家中教3个女儿学国际象棋。他每天让女儿进行6个小时的训练，结果培养出了一名国际性大师和两名国内大师，这三位姐妹也成为历史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姐妹。其中，今年30岁的小女儿尤迪特·波尔加，目前世界排名第14。这位匈牙利教育家的试验证明了两件事情：一是国际象棋大师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二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国际象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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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技能不能转移

　　研究证实，一个方面的技能不能转移到另一方面。事实上，早在一个世纪前，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就首先发现了技能不能转移。桑代克当时就证明了对拉丁语的学习不会促进对英语的学习，而几何证明的能力也无法教人学会生活中的逻辑。

一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我”(self)的问题再一次凸显。许多神经症患者都有“丧失自我”或“自我分裂”的特征。而就心理上的功能讲，现在日益强化的文化认同也不过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另一种表达。一个人丧失自我认同而出现病态，与一个文化-民族共同体丧失文化认同而导致精神紊乱，在一个解释理论中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断裂。他们都是“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迷失在一个以“假自我”来维持心理生存的冲突性情境之中。用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的话讲，两者都属于“精神分裂性”的存在状态。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这个观点且不去评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这种文化构成了美国的最根本(也即内核)的“自我”，失去这种“文化认同”，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在二元对立秩序所主宰人的思维结构与精神世界的现代，没有了一个被设定的“外在”的参照(敌人，或是朋友，而不能是“陌生人”，这一点鲍曼有精彩论述)，一个人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不能认同其“内在”的“自我”，则是根本上瓦解了他的“自我同一性”，其存在的“独特性”及与这种“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被设定的“合法性”也被取消。这恐怕才是亨廷顿厉声疾呼“美国国家特性”的原因。

在现在看来，很多对人的心理生存(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所使用的一个相对于生理上的生存的概念)具有意义的东西，诸如文化、语言、信仰、观念、族群，等等，都被纳入了“自我”的范畴。攻击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实际上等于对具有这些存在属性的人的“自我”的攻击。给这些东西“去合法化”或在一个具有对比结构的价值序列中将其排序偏低，很可能导致一个具有这些存在属性的人无法确认其存在价值的焦虑。这不能怪现代人“敏感”，而只能归结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上，在高度社会化的存在状态中，人的“自我”已经不存在一个与社会隔绝的“场域”，这对于一个将自己的价值设定较高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就此而言，法国总统希拉克在3月23日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因抗议一名法国商界领袖在会上讲英语而步出会场并不难理解—因为它无形之中损害了法语，进而是法国人的地位。

这些现象逻辑地提出了“何谓自我？”的问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对于人的生存和存在来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探讨“自我”，离不开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结构理论的经典框架。这个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动力学理论尽人皆知。弗氏将反映生物本能欲望的那部分人格结构称为“本我”，它只遵循“快乐原则”，只想满足，不管其它。在一开始的时候，“自我”沉睡在“本我”中，随着“本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通过知觉-意识系统，“自我”从“本我”中分裂开来。它根据“现实原则”行事，调节“本我”与外界的冲突。“超我”是代表良心、道德等东西的人格结构部分，它一旦形成，就以强有力的“命令”对“自我”作出道德规约和理想要求。这样，在弗氏的人格结构理论中，“自我”实际上是一个受气包，既要考虑“本我”的本能冲动，又要考虑“超我”的道德命令和理想要求，同时还要考虑现实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调节“本我”、外界、“超我”之间的冲突，谁也不能得罪，疲于奔命。这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结构，要维持心理正常，必须保持这三种动力的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弗氏的这个人格结构理论尽管有解剖学的痕迹，但并不是关于实体的理论，无论是“本我”、“自我”还是“超我”，都不是实体。事实上，自赖尔破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指出其范畴错误后，“灵魂”、“心理”不是实体而是功能已经可以算是常识了。弗氏的这个“自我”(ego)也不是许多心理学家在论述关于自我的理论时所说的“自我”(self)—无论是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中所说的“自我”，还是弗洛姆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所说的“自我”，以及米德在其《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所说的“自我”，等等，都是如此。这个“自我” (ego)更与我们一般所说的“自我”(比如“自我超越”)，以及哲学中所说的“自我”存在区别。

在弗氏的语境中，“自我” (ego)已经说明不代表人格的全部，从而也不完全对应于一个人的主体性、独特性、一个人的“自己”等。它固然也是一种心理功能，但这种心理功能只是用来在人的内部世界进行调节。而在我们平时所说的“自我” (self)中，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包含了“本我”、“超我”这些与人的生物性如影随形和来源于外界但已经内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弗氏的“自我” (ego)的内涵和外延要比我们一般所说的“自我” (self)狭窄。它们有不同的所指：弗氏的“自我” (ego)专指那部分人格结构，我们一般所说的“自我” (self)则泛指确证个体的独特存在并维持其心理生存的心理功能。在弗氏的语境中，“本我”、“自我”、“超我”可以打得天昏地暗，“自我”可以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但在我们平时所说的“自我” (self)中，它们都“代表”一个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人，“本我”、“超我”的受挫，最终都会威胁到“自我”。

二 

“本我时代”人处于睡眠之中，是“自我”的出现让他苏醒过来。而只要人具有“自我意识”，就不可能再重返睡眠状态，除非他让意识混沌一片，取消“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分野。这样的人就成疯子了。在许多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看来，这种发疯也是人寻求生存答案的一种努力—尽管是一种失败的努力。

大多数心理学家已取得共识：一般来说儿童要到3、4岁以后，才能明显地把自己与外界分开。此时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我”的表达—这时其“自我意识”虽没有涉入他的存在所置身的社会情境而使自己与外界完全地分裂开，但他已经进入了一个“主-客二元秩序”，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有了初步的“主体性”，有了“我”和“他人”之别。意识和心理功能的发展在此与哲学上对人的存在的界定呼应，儿童实际上已获得存在的基本定位，即为他以后作为一个独特存在而在世界中存在准备了一个方向性结构，没有这个方向性结构，他的思想/行动将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的指向。在此之前，儿童与外界融为一体。母亲的世界就是他所置身的整个世界。

这种最初的“自我”象弗洛伊德所讲的，只是“本我”在与外界接触时所被改变的“自我”的一部分。“自我”(无论是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结构理论中所说的“自我”还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自我”)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与外界接触时的开放性，外界的许多内容会被它吸纳变成自身的一部分。这一点也可以从哲学中得到解释。当人开始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时，除了没有被唤醒的“集体无意识”外，他的存在还没有多少内容(社会属性及可被社会文化所编码的来源于本能的需要)。这是一种“裸露”。人具有“自我意识”，意识到这种“裸露”后，存在的恐惧迫使他必须穿上“衣服”，与世界建立联系以获得存在的确定感。这些与世界的联系通过血缘关系、人际关系、文化、语言、信仰等表现出来。儿童开始时通过与母亲的关系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后来在“社会化”过程中，渐渐获得角色、文化等社会属性。这些东西内化并被认同后，已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

就维持个体心理生存的功能上讲，在开始的时候个体的“自我”的出现大致与弗洛伊德所讲的“自我”从“本我”中分裂出来的演化轨迹差不多，在内涵上也大致重合。但这个“自我”并不象弗洛伊德所讲的那样，是外部世界在心理中的代表。在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地吸收外界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人格的动力学结构中仍然可以被视为“超我”(比如已内化的伦理规范)，但是在它们被认同后，已与个体在世界中的心理生存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宽泛的含义上讲已然被纳入了“自我”(self)的范畴中。心理学家常常根据研究需要把“自我”的演化发展分为诸多阶段。比如罗伯特.凯根就把它分为“一体化自我”、“冲动性自我”、“唯我性自我”、“人际性自我”、“法规性自我”这样一些阶段。这当然只是从某个角度对自我的发展演化阶段所作的大致划分。人们还可以作出其它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具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但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忽略了人的“退行”(即退回发展的早期阶段)和不同社会文化情境对于“自我发展”的影响—既然强调“自我”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和发展，那么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对于“自我”的塑造就有着不同的特征。

在“自我”的发展演化中，有一个问题被逻辑地提了出来：人的心理结构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装。而装了的东西也不都变成他的东西，或者即使变成他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在“肯定”他—相反它倒有可能是用来控制、操纵个体的社会内容。这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确是很虔诚地信仰某种意识形态，以其为“唯一真理”来对世界进行解释和规范，在其言说中有很强的攻击性，遇到批评时攻击性更为明显。表面看起来，这种意识形态已然内化而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分子”们在其言说中充满了焦虑，具有歇斯底里特征，明显可见一种“自我”被“超我”吞没，从而在精神结构上出现病态的征兆。这实际上是说，已经被内化的这个“超我”并没有转化成他的真正的“自我”，而是一个“假自我”。这个“假自我”被个体无意识地认定以用来维持其心理生存，然而它本质上不过是个体的真正的“自我”受到否定后的一种补偿。依赖于对这个“假自我”的认同，个体可以将自己与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联系起来，但他已不是自己，他的存在的独特性已被取消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它“自我表达”、“自我演绎”的工具。这样个体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幻觉，他只有将自己内植入意识形态的逻辑中，一方面忘记被压抑下去的“自我”的声音(这是一种怀疑其存在价值的声音)，另一方面强化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将他当成“自我”才能获得安全感。在这种“用逃避存在来逃避非存在”(蒂利希语)的“神经症”生存方式中，个体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心理功能的退化。

所以，判断一种被内化的社会内容(它们构成人的存在属性，但若不内化并没有进入人的存在的内在结构之中)是构成人的“真自我”还是“假自我”，关健不仅在于这是不是个体所作的“理性选择”，更重要的在于吸收、内化这种社会内容时，是否失去主体性。如果失去主体性，那么这种社会内容并没有真正实现对个体“自我”的强化，也即并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独特的理性能力和存在价值的个体，而只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奴役。另外，判断一种被个体所“认同”的社会内容是构成人的“真自我”还是“假自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它是否符合人性，是否代表人的真正需求。在这里，个体是以“真自我系统”还是以“假自我系统”来承担维护其心理生存的功能，将对他的存在状态(正常或病态)产生重要的影响，反过来它们又是存在状态的反映。

三

我们在日常中活中常有这种感觉，亲人、朋友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相当重要，而一个陌生人对我们的评价则可以不予理睬。何以如此？

问题存在于“自我”的结构中。随着“自我”的发展演化，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等等都被植入了我们的自我结构。就此而言，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乃是一种使我们的自我赖以获得确证的主-客体关系，它又和存在的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自我”包含了这种关系，从而它的变异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体验。而陌生人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自我”系统，故其在我们的心理上并不产生多少意义。很明显，人际关系植入我们的自我结构时不管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自然性地获得还是人的建构)，它的存在如果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并且对我们的心理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就需要给它合理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化为我们自我的一部分的人际关系的变异会引起我们的“自我认同”的焦虑。或者说，在一个暂时稳定的自我结构中，它的组成部分的内在冲突会威胁到我们的“自我同一性”(埃里克森语)。这种冲突若很剧烈且无法化解，就很有可能恶化为神经症。

因此，探讨“自我”无法避开认同(identity)的问题，它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的现代社会合二为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的“自我认同”已经从心理领域里逸出，蔓延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饱尝现代性的“矛盾性”(鲍曼)之苦的现代人唯有用“自我认同”来抓住最后的一点确定性，使其存在及存在价值得到证明。

现代认同走过了一段幽暗的历史时期。在其“时间之河”中不时出现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漩涡和激流。这是认同的极端形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文化认同变成了现代认同的主流，出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

人的存在意味着一种分裂(人与自己、他人、自然的分裂)。认同是克服这种存在性分裂的一种“本能反应”，否则其存在将成为一种不可承受的负担。就此而言，认同与人的历史如影随形。不过现代认同与古代认同不同的是，前者在世界中确立自身的存在时已经被纳入一个“二元对立秩序”，而后者仍然酣睡在“二元化秩序”之中。也就是说，在现代认同中，人已经从一个将他融入其中从而使其存在具有确定性的世界中剥离出来，他的主体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基本的存在层面，诸如应付日常的生活，而是具有相对于外在世界的独立性，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在古代认同中，人只是在“自我意识”的狭隘层面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而没有实现与世界的完整分裂，他仍然是外界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古代人对认同对象是“自然地”契合的，没有“反思”，从而也没有伴随认同的焦虑。而现代人在将认同对象放入自我结构时已经存在一种分裂，心态不是从容的，更不“自然”。

现代认同要经受由现代性逻辑所主宰的生活世界的变动不居的考验。很多看起来可以确定的事物实际上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一点又被植入人的心理结构，导致心理自我的不断变化、缺失和否定。出于心理生存的需要，人显然必须改变认同的向度，将目光从那些极易流失，或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才能体验的东西中收回投向那些抽象的观念符号，或居于主流的生活方式之中。语言、意识形态成了现代人的图腾，原因众多，但现代认同的心理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它们似乎都是一套能解释和规范世界的、可以给人以确定性的符号系统，而且它们似乎可以超越其解释和规范有效对应的语境和社会现实。这样，抓住了这些符号，人们似乎就抓住了确定性，而不管这些符号因现实的流走还是不是原来的涵义，还有没有解释和规范的效力。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大量宗教信徒和意识形态分子多是只看见神而没有看见人、只具有语言而没有体验、只会重复他人的话语而没有自己的反思的浅薄者，恰恰是这些人，比古代人更容易被洗脑。其歇斯底里的程度，就精神结构上来看比古代人更趋于病态。

这种意义上的“宗教身份”和“意识形态身份”都是一种“假自我”的“身份”。它的认同也是一种虚假的认同—与其说是认同，不如说是受奴役。也就是说，个体的独特存在已被他的“宗教存在”或“意识形态”淹没。“自我”已经无从寻觅。既然只有依靠这个“假自我”的存在他才能确证其存在，那么就必须把它们奉为绝对真理。这些“真理”的教条既解构人的主体性，也逻辑地取消人的生活世界。

依赖“假自我”而活的认同形式还有很多，它们倒不取消人的生活世界，却把生活世界庸俗化，从而取消人存在的形上维度。人的“自我”就在这样庸俗不堪、没有精神深度的情境中迷失。比如“明星崇拜”，这种认同形式基于个体的移情，或补偿的心理机制，他们希望“自我”能通过附着于明星的光芒所照耀的那个价值秩序而获得存在的意义。比如对“时尚”的追逐。商品或生活方式的新异在现代性的逻辑中本来就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内涵，而它一旦被社会上层或代表“潮流”的阶层推崇，其价值排序就急剧升高，由此引发大量的人的效仿。这种对“时尚”的追逐当然不能排除弥漫于现代社会的心理竞争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大众的“自我”无法通过自身，而只能通过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才能获得价值的确证。或者说，大众的“自我”本来就是一个泡沫，在对“时尚”的认同中已经破裂了。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种认同形式实际上都没能实现认同的功能：提供给人一个真正的归属感。人只是在恐惧、焦虑等情境下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重复一些本质上并无意义的社会行为。他并没有获得一种安身立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安身立命更多只能由文化认同来提供。

四

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等具有更深远的内涵。或者不如说，与其它的认同相比，它更具“自我认同”的特征。丧失文化认同，引起的病理性焦虑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人们摇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选择上的两个极端，到现在仍然释放出歇斯底里的意识形态流毒。

认同是一种意向性反应。如果一个人置身于某个文化情境中，不与异文化接触，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融入的状态，可能谈不上有认同的需要或冲动，因为他已与认同对象同一。也就是说，认同发生在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的场域中，是个体(群体)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东西时，所产生的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一个中国人可以和一个美国人友好相处，互相谈论对方的文化，这个时候，双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都没有进入对方的存在内核；而如果这个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认同对方的文化，则无论如何他内心中都有焦虑，并且会隐隐感觉到即使他和那个美国人有文化上的共同认同，在精神上他还是不能和那个美国人对等。这说明，“文化”不仅仅是抽象的符号，它已化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化为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等，其心理和精神上的意义已变成他的“自我”。就此而言，认同虽然是“有意识”地按文化的逻辑保持与它的同构的联系，但文化更多是内化的，甚至是无意识的。

文化认同之所以是一种“自我认同”，盖因于以下几点：一是文化的精神内涵对应于人的存在的生命意义建构，其伦理内涵对人的存在作出价值论证，这都是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等所没有的维度—它们更多对应于人的存在的表层，无法支撑个体对存在和存在价值的确认。其二，文化是一种“根”，它先于具体的个体，通过民族特性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先天就给个体的精神结构型构了某种“原型”。个体在社会化后，生活于这种原型所对应的文化情境之中，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即使这种连续性出现断裂，人也可以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和已化为行为举止一部分的符号而对之加以认同。其三是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血缘认同等是重叠的。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地缘、血缘共同体，它们将人的各种认同融合其中，避免了这些不同的认同之间因相异特性而发生的矛盾甚至冲突。“文化”的这种特性实际上使它嵌入了人的存在内核，对这种文化的否定，在心理上实际上已等同于对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价值的否定。

就这点来说，文化不仅与人的“自我”联系在一起，还与人的“存在”，乃至关于“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弗洛姆曾指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这个“本能”决定了人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剥离开这种存在的属性，人将只剩下动物本能和抽象的、还没有被编码的人性。但事实上，关于人性的判断也已经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人性的表现已经受到了文化的价值符号的染指，我们在社会中所“看”到的人性已经是它的文化表现形式。这如同人的被尊重的需要一样，尽管它具有普遍化的形式和诉求，但在任一文化共同体中，这种被尊重还是通过一个文化秩序所提供的手段及受其价值指令的驱动来实现的。这一点看来并不难解释：如果我们的人性冲动不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秩序产生联系，那么它就无法被确认和合理化，更无法切入我们关于自身的理解。就此而言，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的也许是对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既然如此，文化模式就是“历史地创立的有意义的系统，据此我们将形式、秩序、意义、方向赋予我们的生活。”(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

不仅如此，文化就是生活的内容。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植入人的自我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体不断地发现自身，并确认其与世界的联系，建构自己的生活意义的过程。无论是语言的习得、社会习俗的习得，还是价值规范的习得，都被内化成了“他的”东西。弗洛姆发现，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攻击性远比动物多得多的一个根源。对人来说，“有一些可能对他很珍贵的东西：自由的理想、荣誉的理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在某些文化中他的祖先、国家、旗帜、政府、宗教、上帝。所有这些价值、组织和理想对他来说都可能与自己肉体的生存一样重要。假如它们受到威胁，他就会有敌对的反应。”(弗洛姆：《生命之爱》)正如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内化后已不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超我”了，而是“自我”的一部分。它们受到外部世界的攻击时，等于是对“自我”的攻击。而它们在人的内心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自我”的冲突甚至分裂。

世界上有许多的文化，但没有一种文化是塑造具有普遍性的人。人的文化存在必然是一种特殊存在，而这远远没有穷尽存在的内涵。就这点而言，文化只是一种存在方式，它对世界的解释和规范也只是一个特殊的角度。这一点决定了文化之间必然具有互补的特征，而因本质上不存在对立。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乃是倒果为因，将其他与人的存在定位无关的冲突(比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纷争)植入人的存在内核，企图以文化来包装使其合理化；或者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认同及人捍卫主体性的方式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逻辑之上，在这里，你死我活，不存在“共存”的逻辑指向。毫无疑问，人的文化认同无疑不是在一个真空中发生，而是在一个具有异文化存在的空间下以一种“主-客体二元化秩序”的指向来加以进行的，但这种指向不是消解“他人”的主体性，而是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他人”并不是“地狱”。而“主体”所对应的“客体”只是就以某个点为方向的指向而言，并不妨碍他人在自己的点上将自己确认为“主体”。

 转自“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就我的看法,大家只需看概念较少的部分即可,不过提醒可能晚了点...

最后问几个问题,

1.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可能出现陶渊明?再,陶渊明能不能作为一个追求自我认同,而抛弃社会认同的一个典型?

2.钟丽缇和方中信主演的<惊心动魄>中的雯雯的发疯是不是确有可能因为自我认同突然迷失而诱发心理焦虑而发生?

3.所谓的佛家观念的"无我"是不是取消自我认同的一种表现?

不过估计不会有人发现这几个问题,呵呵,就当是问自己了.不禁想起无间道...

　　设想一下有一天早晨你在睡椅上躺着看一张晨报，然后同样的一页纸看你最喜欢的作家的小说，你也许认为这不可能，但这种电子纸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看起来像真正的纸一样具有柔韧性的显示器，可以无数次地再利用。这个显示器包含许多小的微胶囊，里面有许多小的微粒携带着电荷，这些小的胶囊附着在薄薄的钢片上，每一个小胶囊都有白的和黑的粒子，要么带着正电荷，要么带着负电荷。根据所带的电荷不同，黑色的或者白色的粒子表面显示出不同的样式，组成不同的文字和图案。在美国一个国家，每星期就出售5500万份报纸，如果用这种电子纸的话，全世界会节省多少纸张！

　　9 埋葬有害物质

　　二氧化碳在有机会到达大气层前最应该将其埋入地下，当二氧化碳从其它排放气体中分离出来后，可以被埋进废弃的油井、盐库里或者岩石里，这些方法听起来不错，但科学家还无法保证这些被掩埋的气体能否安稳地呆在地下，也不知道长远的影响，另外，分离和掩埋二氧化碳的费用仍然太高，所以目前还不能考虑这技术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彼得·麦克格雷尔拿着一块玄武岩核样本，解释他的计划，把二氧化碳气体关进玄武岩里。

　　8 让植物和微生物承担清洁工作

　　生物研究利用微生物和植物清除污染物，比如可以在微生物的帮助下清除被污染的水中的硝酸盐，用植物将被污染的土壤中的砷吸收，这种过程被称为植物复育法(Phytoremediation)。美国环境保护署就用这种技术清理了数个被污染的地点，通常情况下，当地的植物种类可以被用于清理被污染的地点，这样的植物清除法有很多优点，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当地的植物不需要杀虫剂或者浇水。在其它情况下，科学家在试验改良植物基因让它们吸收根部的污染物，然后输送到叶子，这样就容易被收集起来处理了。

　　7 在房顶上种植物

　　古巴比伦王国的空中花园是世界第七奇迹，人们受其启发想出了在房顶种植植物的概念，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现代世界中，这一概念并没有很快流行起来。根据传说，巴比伦王宫的房顶、阳台以及露台都根据国王的命令变成了花园，国王的这个命令是为了取悦其中的一个妻子。房顶花园有助于吸收热量，通过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气而减少这种气体的影响，吸引暴雨，减少夏天空调的使用。在城市中心，由于高楼林立，形成了热岛效应，而在房顶上种植植物最终将会降低热岛效应。另外，房顶花园还可以吸引蝴蝶和鸣鸟的到来，就像当年那个国王的妻子一样，人们也可以享受这种美好的事情。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正在试验绿色房顶。

　　6 利用海浪和潮汐发电

　　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0%以上，海浪含有丰富的能量推动涡轮，然后把这种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利用这种能量的障碍是难于驾驭海浪和潮汐，有时海浪太小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这项技术的关键是当足够的机械能产生后能够储存起来。纽约市的东河目前正在试验6个潮汐为动力的涡轮，而葡萄牙也有一个新的计划利用海浪，据预计，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供1500户人家使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浮标系统能够获取海洋能量。

　　5 海洋热能转换

　　地球上最大的太阳能收集器其实就是我们的海洋，据美国 能源部说，海洋从太阳吸收足够多的热量，相当于每天燃烧2500亿桶石油产生的热量，而美国一年消耗的石油是75亿桶。海洋热能转换(OTEC)技术是利用水面不能的温度差将海洋吸引的太阳热量转化成电能，海洋表面是热的，而下面的水是冷的。这种温度差可以让涡轮转动从而驱动发电机。这种技术最主要的缺点是到目前为止还不够有效地作为一种主要的发电系统加以利用。

　　4 阳光利用有了新思路

　　太阳的能量是以光子的形式到达地球的，人类可以将这种能量转换到电能或者热能，太阳能集热器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早就被能源公司和个人家庭成功地使用了。最为人所熟知的两种太阳能集热器是太阳能电池和太阳集热器。但这两种形式都有局限性，研究人员正在想法克服这种局限性更有效地利用太阳能，那就是使用镜子和抛物柱面反射器来收集太阳能。利用太阳能面临的部分挑战来自各地政府的动机，今年1月，加得福尼亚州通过了一个全面计划，支持开发太阳能。但与之相反，亚利桑那州虽然有着充足的阳光，但是却并没有把利用太阳能作为考虑的重点问题。事实上，一些计划利用太阳能的社区受到所谓的审美规则的严格限制。

　　3 氢能源

　　使用氢燃料电池被认为是一种没有污染的绿色能源，可以替代石油燃料，这就是所谓的“H”能量，也就是氢能量。科学家把氢原子和氧原子组合成水分子，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电力，氢燃料电池的问题是获取氢。像水和酒精的分子不得不经过处理吸取氢加到燃料电池中，这种过程需要利用其它的能源，这就削弱了这一“清洁”燃料的优点。最近，科学家开始使用燃料电池为 笔记本电脑和小的装置提供能量，一些汽车制造公司也承诺说，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除了水外什么也不会排放的汽车，这就是所谓的“氢经济”，但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这种承诺能够实现。

　　2 从海水中提取淡水

　　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到本世纪中期，水的供应短缺将会影响数十亿人。而把海水中的盐和矿物质脱掉的脱盐技术将是解决缺水地区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经过脱盐处理的海水适合饮用。不过，这一技术有一个问题就是花费太高，而且要使用很大的能量。科学家正研究更好的处理方法，用不太贵的燃料把水加热除掉盐分，然后让其穿过拥有细小气孔的膜，这样就能够提高效率。

　　1 生产燃油的原料伏拾皆是

　　任何碳基废物，从火鸡内脏到使用过的轮胎通过加热和加压都能变成燃油，这一过程被称为热解聚作用，这跟自然界生成石油非常相似，但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将数百万年的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这种技术的支持者声称，一吨的火鸡废物可生成600磅石油。(杨孝文 任秋凌）

写得有点粗鲁,但是介绍得不错的文章.

Behavioural genetics:  Sex in fruitflies is fruitless

Charalambos P. Kyriacou¹

Normal mature males seldom court other males, but male fruitless mutants are bisexual, courting not only females but also other males⁵. In exclusive male company, these mutants can form bizarre courtship chains, where several males, each chasing and courting the one in front, generate frenzied revolving circles.

The gene mutated in the fruitless flies (termed fru) was molecularly cloned in 1996, and the putative protein that it encodes was identified as a transcription factor^{6, 7}, a regulatory molecule that controls gene expression. A large number of different messenger RNAs can be generated from the fru gene, some of which are sex-specific. In particular, an mRNA produced only in males is translated into a protein called Fru^M (for male-specific Fruitless)^{6, 7}. This sex-specific production of the fru mRNAs is determined by the canonical sex-determination system, the most relevant component of which is the transformer gene (or tra).

Briefly, the encoded Tra protein binds to very short sequences (13 nucleotides) on the immature fru mRNA, to sex-specifically regulate which portions will be 'spliced' into the final transcript^{6, 7}. (Indeed, Ryner et al.⁶ cloned fru by looking for genes that contained Tra-binding sequences.) Similarly, Tra protein binds to the doublesex (dsx) gene and splices it in male- and female-specific modes (Dsx^M and Dsx^F, respectively)⁸. The Dsx^M and Dsx^F transcription factors mainly determine sexual morphologies⁸, but the sexual identity of the nervous system is shaped by fru.

By forcing males to express the female-specific fruF transcript, Demir and Dickson¹ produced males that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st-affected fru mutants. These males were sterile, they barely courted females and they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courting males, forming courtship chains. By contrast, females jammed into fruM mode mated poorly, produced very few eggs, but — astonishingly — courted other females (Fig. 2), even to the point of forming chains. And an identity crisis of similar epic proportions was observed in females that were 'masculinized' using a different fru-related genetic trick³. Finally, by feminizing specific abdominal glands in males to produce female pheromones, and placing the altered males with fruM females, the sex roles were reversed, so that the females courted the males¹.

In another nifty piec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both teams^{2, 3} generated flies in which they could, among other things, mark the parts of the nervous system (just 2%) that show sex-specific expression of Fru. Further genetic manipulations showed that high levels of male−male courtship result w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neurons is shut down, or when fruM expression in these neurons in males is inhibited^{2, 3}. Both studies found that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males and females looked very similar in terms of sex-specific fru expression, with few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xes in the numbers, positions or wiring of cells expressing Fru.

The fru products were found in almost all sensory organs that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courtship^{2, 3}. Olfactory sensory neurons showed some evidence for sexual dimorphisms. Those receptors that respond to pheromones project to certain other brain regions that are larger in males than females,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sex pheromones have a greater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in male Drosophila². By reversibly shutting down the fru-expressing olfactory receptors, both in males and in masculinized females in the sex-reversal paradigm outlined above, court-ship behaviour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mplying that these receptors are central to sexual interactions². However, by decreasing Fru^M in males just in these neurons, homosexual courtship increased, so normally these olfactory receptors must inhibit male−male interactions³.

So, a single fru-encoded genetic switch seems to be sufficient to shif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nervous system from male to female mode, irrespective of the morphological sex of the animal. The general absence of large-scale sexual dimorphisms in fru-expressing neurons implies that it is the molecules regulated by fru that make the difference. Future work will undoubtedly be aimed at finding these molecules, as well as identifying the subset of key neurons that are sufficient to gener-ate male courtship elements. Indeed, Villela et al.⁹ have identified neurons downstream of ones expressing fru that are implicat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male's courtship song. Finally, an intriguing and mostly forgotten paper was published 30 years ago¹⁰ about 'lesbian' Drosophila females that courted other females — apparently because of a genetic factor(s) on chromosome 2 (fru is on chromosome 3). Might this long-lost strain have carried a mutation in one of the fru target genes?

The work discussed here may well find itself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debate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on the genetic versus environmental bases of human sexuality. Perhaps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that normal fly sexual preferences, unlike human sexual behaviour, cannot be modulated to any significant extent by altering experience¹¹.

References

1. Demir, E. & Dickson, B. J. Cell 125, 785−794 (2005).
2. Stockinger, P., Kvitsiani, D., Rotkopf, S., Tirián, L. & Dickson, B. J. Cell 125, 795−807 (2005).
3. Manoli, D. S. et al. Nature 436, 395−400 (2005). | Article |
4. Greenspan, R. J. & Ferveur, J. -F. Annu. Rev. Genet. 34, 205−232 (2000). | Article | PubMed | ISI | ChemPort |
5. Villela, A. et al. Genetics 147, 1107−1130 (1997). | PubMed | ISI | ChemPort |
6. Ryner, L. C. et al. Cell 87, 1079−1089 (1996). | Article | PubMed | ISI | ChemPort |
7. Ito, H.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3, 9687−9692 (1996). | Article | PubMed | ChemPort |
8. Cline, T. W. & Meyer, B. J. Annu. Rev. Genet. 30, 637−702 (1996). | Article | PubMed | ISI | ChemPort |
9. Villela, A., Ferri, S. L., Krystal, J. D. & Hall, J. C. Proc. Natl Acad. Sci. USA (in the press).
10. Cook, R. Nature 254, 241−242 (1975). | Article | PubMed | ChemPort |
11. Siegel, R. W., Hall, J. C., Gailey, D. A. & Kyriacou, C. P. Behav. Genet. 14, 383−410 (1984). | Article | PubMed | ChemPort |